乐乐彩平台计划-乐乐彩平台app

将数字文明融入新闻理论创新******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创新才能把握时代、引领时代。以“元技术”为基础的数字革命给人类社会传播格局带来巨大变化，数字化深刻影响着新闻业态和人类的新闻经验，对新闻学的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面对新的时代特点和实践要求，如何建构中国自主新闻学知识体系，持续推进中国新闻学理论创新，是我国新闻传播学界面临的重大课题。

　　重新审视新闻学核心概念

　　新闻学科的基础应从媒介机构或职业新闻实践转变到整个人类的新闻传播活动，进入人的生活世界。当前，互联网生态下的新闻信息生产与传播是开放的，专业性新闻职业共同体的壁垒逐渐被打破，脆弱的新闻专业体系变得更加无足轻重，传统的内容生产企业对互联网内容平台公司具有依赖性。以往新闻学研究多集中于新闻业的内部运作，而忽视了它的外部联系和影响，研究的对象局限于新闻行业以及管理部门，为从业者和管理者提供实用知识。虽然也有学者开始从社会学和政治学的视角出发，将新闻看作社会的一个子系统，用场域、系统这样的概念来分析新闻，但这类研究并不多。

　　媒介技术变革不断挑战着传统新闻理论的解释框架，改变了传统的新闻生态结构。英国利兹大学教授安德森（Chris W. Anderson）认为，新闻生态的网络涵盖新闻生产机构、数字技术和新闻行动者等全部要素，且各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也是全新而复杂的。他提出“新闻生态”（news ecosystem）这一概念，强调新闻学研究的核心对象须由具体的“新闻机构”转向更为弥散的、网络化的“新闻生态”。李良荣认为，传统新闻媒体面临沦为“内容提供商”的风险，多生产主体、多媒介渠道、融合新闻产品共同重塑了新闻生产和传播生态。也有学者提出，新闻学研究出现了“生态转型”，不能再不假思索地以媒介组织为“容器”来理解新闻，而应该越过各种传统的边界，去探索那些原本不可预知的道路。在这一方面，研究者可借鉴行动者网络理论（ANT），打破新闻实践各个环节之间的界限，探索在数字网络中描述和解释新闻现象的新路径。

　　新的新闻传播生态呼吁研究者重新审视既有的新闻学概念，创新新闻理论体系。浙江大学文科资深教授黄旦提出，新闻学原来所坚信不疑的一些前提及其概念需要改造，将新闻学转变为一个经验性的学科。法国学者斯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认为，词语是人们自由改造、任意使用的工具，尽管它们清楚地表达了本身的含义。但正如华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所言，“旧理论的很多既狭隘又具误导性的假说依然深刻影响着我们的思维，而实际上本不该如此。这些曾经被认为是思想解放的假说，今天已经成为我们对社会进行有用的分析的核心理性障碍”。因此，建立新闻理论的新范式就必须反思我们的理性束缚。

　　从早期的传单、小册子到大众传播时代的报刊、通讯社、广播、电视，从互联网时代的网站、微博、微信等社交媒体到人工智能时代的社交机器人，媒介技术不断更迭，新闻活动的面貌与新闻产品的形态也发生了改变。传统新闻理论具有自洽的解释框架与基本范式，但受到新闻生态、业态和媒介技术发展的挑战，无法继续解释、分析和预测“弥散式”的新闻活动。因此，研究者不得不追问，传统新闻理论范式是在哪种媒介实践与媒介生态中形成的，是如何形成的，其用意是什么？这些理论受到哪些冲击，是否需要对其进行根本性的改造，或者只需局部调适？新的新闻传播生态和实践的主要变化是什么，用什么概念体系和理论框架才能更好地对其进行分析，并对新闻学的未来发展作出科学预测？

　　比如，新闻“真实性”概念内涵的变化。2019年2月，某公众号发布《寒门状元之死》一文，引发公众对该自媒体运用虚假内容的广泛批评。这表明在公众心中，“真实”是新闻信息传播的底线，对虚假消息不能容忍。但也有研究显示，人们往往倾向于扩散虚假消息，在社交媒体上，虚假消息传送到用户的速度要比真实消息更快。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杨保军谈道，新闻真实追求的基本目标不是建构真实、塑造真实、设置真实，而是“反映（性的）真实”“再现（性的）真实”，新闻真实应该回到事实真实这一基本要求上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陈力丹说，“新闻真实是可能的，但这种努力需要建立在对新闻真实这种现象的深刻理解之上”。那么，在数字新闻学中，“真实”概念是否还有其存在的空间？一方面，强调“新闻真实”是建立数字新闻学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如何理解数字新闻中的“真实”却并不容易回答。在数字时代，这种“真实”是特定场景下的真实，体现的是人的理解和认识的“真实”，这意味着公众对“新闻真实”的需求也是动态变化的。另一方面，面对社会事实类型的变化，“新闻真实”的内涵也须随之更新。研究者应深刻分析存在与意识的关系和认识论问题，这也就意味着以往的新闻学概念在经验层面受到严重挑战。

　　再如，如何回答新闻“客观性”与“情感”的问题。舒德森（Michael Schudson）认为，不再简单地信奉事实，转而信奉一整套规章制度，以应对连事实都成问题的世界，这就是“客观性”。其后，客观性就成为新闻领域的“不死之神”，在这一主导范式之下，“情感”被驱离于新闻领域核心准则之外。传统新闻理论认为，新闻业理应重视客观理性，鼓励业界以“冷静而非情感化”的风格进行事实报道。原因在于，若在新闻生产中引入情感因素，会使这种“非理性”内容妨碍新闻的专业性。但情感因素是新闻业的一部分，且虚拟现实、沉浸式等新闻类型在创造同理心、唤起共鸣等方面具有显著作用，这意味着数字平台、社交媒体与新闻业的结合将进一步促使整个新闻业呈现出“情感转向”。此外，技术可供性进一步增加了“情感转向”的速度，并使得“情感”开始以合法的身份“接合”了专业新闻理念。国内部分学者已经关注到了这一理论转向，但研究只是刚刚起步，还需进一步推进和深化。

　　近几年，在强调新闻专业主义的西方传统媒体中，出现了一种“新闻激进主义”的现象。有学者将“新闻激进主义”视为在非主流媒体、女权传媒、激进报章等中可以找到的新闻报道方式，包括以第一人称叙述且内容有引导性的报道。新闻学者正日趋关注激进报道如何影响主流传媒。也有学者认为，“新闻激进主义”之势非但不会逆转，更将引发范式的转移。那么，数字新闻学该如何回答“客观”与“情感”的关系问题，又将如何处理“事实与观点分离”原则在当下的表现，这些问题值得研究者反思。

　　立足“数字新闻生态”的问题域

　　梳理数字新闻实践的形态，反思互联网环境下新闻系统的流动性，关注网络化社会公众参与数字新闻实践以及媒体平台边界模糊等方面的变化。詹姆斯·凯瑞（James W. Carey）在《作为文化的传播》一书中提醒，在媒介问题上的理论空白，使我们在通往具体的研究之路上必然要走许多弯路。梅罗维茨（Joshua Meyrowitz）在《消失的地域：电子媒介对社会行为的影响》一书中也有类似的观点。许多对媒介影响的研究都忽略了对媒介自身的研究，由此带来的结果是，无论研究什么媒介的内容，如电视或者报纸、戏剧、电影、小说等，其方法都是一样的，媒介本身被当作了中性的传送系统。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喻国明探讨了未来媒介的进化逻辑，具体分析了从“场景时代”到“元宇宙”再到“心世界”的未来媒介演进逻辑，及其对于人的社会实践自由度的维度突破。

　　从新媒介、人与媒介关系的视角来理解数字新闻实践，即将媒介看成是人类的境况，从数字人文主义的视角分析媒介和新闻。彼得斯（John Durham Peters）在《奇云：媒介即存有》一书中将媒介实践和媒介制度视为嵌入自然界和人类世界关系之中的事物。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教授王晓光、南京大学艺术学院副教授陈静认为，新兴数字技术正在加速数字中国的构建进程，以数字媒介和人工智能为基础的新兴文化形态和知识生产体系正日见雏形，数字人文正在积极引领文化时空的数字化转换，并展现出广阔的发展前景。

　　数字新闻时代，在沟通的“讯息、告知和理解”三个环节中，受众通过不同的媒介进行沟通，实际上充满着诸多不确定性或选择的可能性。有学者认为，无论是期望通过沟通交往形成“共同体”，还是批判现代社会公共领域的萎缩，都不过是“一种怀旧情绪的自然流露”，是用旧的知识来理解新的世界。在政治社会学理论中，现代社会之前的社会被看成是一个由各部分构成的统一整体。相反，在一个急剧分化的社会中，使个人感到难以负担的是其缺乏社会同意的模式，而将各种角色整合为统一的生活。在传统新闻理论范式中，公众寄望于通过对话与协商而走向公共空间。那么，在数字新闻生态系统中，公众参与传播实践的方式发生了哪些变化，值得研究者反思。

　　从网络化关系出发，聚焦学术研究、业界实践和新闻教育体系改革等方面，建立数字新闻学新生态、新语境。在传统的新闻学研究中，存在着工具性思路——一种基于媒体技术演进的线性思考的研究框架：口头传播、书写传播、印刷传播、电子传播，现在又增加了网络/数字传播，用“媒体融合”或者“全媒体”来建构“新闻学”。这表明当前新闻学研究的学术想象力不足。相反，新闻业界要比新闻学界更具有探索精神。如《纽约时报》在2014年的“创新报告”中提到，要基于新媒体环境的变化，调整编辑部职能，创建受众拓展职位，并着手组建数据分析团队，创建战略分析团队，鼓励跨部门合作，零距离贴近受众，优先聘用数字人才，助力“数字优先”战略。这份报告对于国内媒体了解传统媒体如何更好地融合纸媒的传统业务和数字业务，顺利实现数字化转型，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这些数字方面的创新和人才职位的想象，现有的教学思维和内容并不能完全涵盖，也不能仅靠增加“网络传播”或“新媒体传播”之类的议题来实现新闻理论的创新。高校应从网络化关系出发，彻底打破现有的专业划分，创新高素质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满足数字时代对全媒体人才的需求。此外，对于新闻的内涵与本质，研究者也需要有全新的思考。与之相应，对现有的教学方案、教学方式、课程体系等，也应做出符合中国新闻实践需求的发展。

　　重塑媒介变迁中人民的主体性

　　树立新闻学以人民为中心的导向，回答好新闻是“为了谁”“服务谁”的问题。媒介变迁所带来的交往活动和交往结构的改变在不断重塑着人民的主体性，赋予主体新的内涵。研究者须反思新闻学研究应建构一种什么样的新闻环境，需要一种什么样的新闻品质，呼唤一种什么样的公共参与，以及建构一种什么样的公共生活等问题。新闻的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核心理念。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郑保卫认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学，应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研究导向，坚持体现继承性和民族性、原创性和时代性、系统性和专业性，坚持党的领导。

　　技术日益成为人们认识世界、感知世界的本质性要素。数据与算法使人们的知识生产方式和生活状态发生了改变，人与技术的关系发生深刻变化。比如，算法运用于新闻传播活动中，涉及人民的主体性存在的意义、算法带来新的传播关系以及对公共传播秩序的影响、工具理性与交往理性的关系等问题。一方面，信息传播技术发生变化，数字传播环境对公共政治生活产生影响。另一方面，新闻传播领域已经出现了结构性的变化，如媒介形态、传播主体等。无论媒介如何改变，其物质性有何不同，信息与物（口语手势、风水火土、文字书写、大众媒介等）都是围绕“人类境况”而展开的。媒介无非是交往网络中的一环，而塑造人类历史的，正是这些信息与物的交换与传播。那么，从媒介视角出发，从人们的交往网络和实践入手，探讨如何构建符合人民群众需要的中国特色新闻学理论，应成为研究者关注的问题。

　　构建中国特色的新闻学理论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要提炼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信息技术拓展了人类生活的空间，也丰富了人类文明的内涵。只有从数字文明的角度出发，努力构建能够体现中国新闻学知识生产自主性、引领全球新闻研究的新闻学理论新体系，才能提升中国新闻学话语的国际影响力。传统新闻学存在多种不同范式（或者说是准范式）。早前有学者总结了“四大报刊”理论，麦奎尔（Denis McQuail）在这一基础上扩展到了“六大理论”范式，但这些理论范式都是基于西方的新闻实践和价值立场总结出来的，因此存在着“概念和术语多有不周严之处”。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陈昌凤认为中国特色新闻学有学科的基本架构，是一个体系。黄旦谈道，如果说学术体系的建构是一个研究范式问题的话，那么新闻传播学科应该从媒介这个视角介入进去，要重新进行概念化，改变工具论思维。作为媒介来讲，这是一种开放的、重新建立关系的过程。也有学者从学术研究的方法论视角出发，总结出了“规范性”“实证主义”“社会学”和“全球比较”四大范式，并认为“数字新闻学”有可能成为第五大新闻理论范式。虽然这一划分存在标准不统一的问题，但视野更为开阔，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新闻理论创新应站在数字文明转型的角度，即从文明的视角出发，特别是中华文明新形态的角度，分析数字新闻实践在当下存在的价值与意义。这与已有研究主要立足于技术变迁的角度来分析是有差异的。文明是历史沉淀下来的，被绝大多数人认可和接受的发明创造、人文精神以及公序良俗的总和。这些集合至少包括以下要素：语言、文字、工具、道德、信仰、宗教、法律、家族、城邦和国家。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所长胡正荣认为，演化的媒介在人类文明交流互鉴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数字时代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应以多样、平等、开放和包容为原则，通过构建全媒体传播体系，努力提升联结性、对话性、共享性和智能性，从而实现文明对话与文明互鉴。也有学者认为，数字文明在更优越的模式基础上，将形成新的法则、新的语言、新的公序良俗甚至新的文化和信仰。数据的新力量，就如同农耕之于古代文明、工业革命之于现代文明，将催生一种全新的文明形态。

　　中国新媒体技术发展处于全球优势地位（如5G、人工智能等领域都居于世界领先水平），社交媒体生态多样，平台丰富，行动者活跃程度高，数字媒体用户广泛参与新闻实践，创造了新的传播方式，如微信公众号、短视频、网络直播等。中国的新闻治理也有很多新探索，如大规模推广“中央厨房”，建立数据监控中心，培养网络评论员队伍，将融媒体中心与社会治理结合等，这些都为研究者建立新的新闻理论范式提供了宝贵的资源和实践经验。应加快中国新闻学话语体系建设，聚焦新闻传播实践中遇到的新问题，推进新闻理论创新，建立能够引领全球新闻学范式革命的理论体系，提升中国新闻学话语的国际影响力，推动中华文化更好地走向世界。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攻关项目“互联网环境下的新闻理论范式创新研究”（21&ZD318）阶段性成果）

　　（作者 浙江大学公共外交与战略传播研究中心 吴飞）

陆游子女及“示儿”诗考******

　　作者：汤江浩（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陆游为南宋中兴四大诗人之一，也被称为“中兴之冠”。国家的灾难和民族的屈辱激发了陆游强烈的爱国之情，使他成为了中国诗史上继屈原、杜甫之后最有影响的爱国诗人。其《示儿》（死去元知万事空）是他的绝笔诗，也是他知名度最高的作品；无限的哀怨与凄凉，凝聚在短短的二十八字中，千百年来拨动着读者的心弦。陆游子女众多，其诗集中“示儿”类作品极为丰富，成就不俗，但因为多种原因，学界往往仅注意了其中的少数作品，故本文试图对其子女及“示儿”诗创作情况略作探考。

　　陆游子女情况新考

　　于北山《陆游年谱》、钱仲联《剑南诗稿校注》均引《山阴陆氏族谱》载陆游共有七子：

　　长子子虡、次子（仲子）子龙、三子子修（子惔）、四子子坦、五子子约、六子子布、七子（幼子）子遹（子聿）。其生平简历如下：

　　子虡，字伯业，小字彭安。行五。生于绍兴十八年（1148）三月，卒于嘉定十五年（1222），享年75岁。累官至知江州。子龙，字叔夜，小字恩哥。行六。生于绍兴二十年（1150）正月，卒于端平三年（1236）三月，享年87岁。历仕武康尉、吉州司理、东阳令等。子修，原名子惔，小字秀哥。行七。生于绍兴二十一年（1151）十月，卒于绍定元年（1228）六月，享年68岁（汤按：以生卒年推之当为68，族谱作78）。官至知江宁军事。子坦，字文广，小字行哥。行八。生于绍兴二十六年（1156）七月，卒于宝庆丁亥三年（1227）（汤按：族谱作卒于嘉定丁亥，但嘉定实无丁亥，故改为宝庆），享年72岁。历仕荆门、归州佥判、知安丰军等。子约，字文清。行十。生于乾道二年（1166）正月，卒于绍熙元年（1190），享年25岁。官知辰州军。子布，字思远，小字英孙。生于淳熙元年（1174）十一月，卒于淳祐十二年（1252），享年79岁。官至淮南东路提刑。子遹，亦作子聿、子[见下图]，字怀祖。小名亦作建。行十五。生于淳熙五年（1178），卒于淳祐十年（1250），享年73岁。

　　据陆游《入蜀记》卷一载：“七日，……终日大雨不止。招姜医视家人及綯。”“九日，晴而风。……托周尉招医郑端诚，为统、綯诊脉，皆病暑也。”“十三日早，入常州，泊荆溪馆。夜月如昼，与家人步月驿外。綯始小愈。”又卷二载：“二日，见知州右朝奉郎王察。市邑官寺，比数年前颇盛。携统游东园。”又卷四载：“二十六日，与统、纾同游头陀寺。”可知有子统、綯、纾等三人同行，但未见载《山阴陆氏族谱》。

　　《入蜀记》作于乾道六年（1170）赴蜀途中，陆游时年46岁，携家同行。长子子虡23岁、次子子龙21岁、三子子修20岁、四子子坦15岁、五子子约5岁，六子、七子尚未出生。《入蜀记》中所称“统”，钱仲联认为即子虡之小名，见《剑南诗稿校注》卷一《统分稻晚归二首》解题。又《剑南诗稿校注》卷一《喜小儿辈到行在》：“阿纲学书蚓满幅，阿绘学语莺啭木。”钱仲联考此诗作之时与诸子之年岁，谓阿纲当为三子子修之小名，阿绘当为四子子坦之小名。今据此考之，陆游入蜀途中，五子子约年仅5岁，尚不合适偕同登山览景、访寺读碑，故推测纾当为次子子龙之小名。子约年幼，不妨与家人于客驿外散步赏月，故推测綯或当为子约之小名。

　　据现存文献，尚可考知陆游当生有多位女儿，至少二女以上。

　　《剑南诗稿》卷二《十二月一日二首》（其二）有云：“儿书春日牓，女翦上元灯。”此诗乃乾道三年十二月作于山阴，陆游时年43岁，子虡20岁，五子子约2岁。又《剑南诗稿》卷十三《蔬园杂咏五首》（其四）：“昏昏雾雨暗衡茅，儿女随宜治酒肴。”此诗乃淳熙八年十月作于山阴，陆游时年57岁，子虡34岁，子遹4岁。又《剑南诗稿》卷十九《屡雪二麦可望喜而作歌》：“大妇下机废晨织，小姑佐庖忘晚妆。”此诗乃淳熙十四年冬作于严州，陆游时年63岁，子虡40岁，子遹10岁。三诗所言“翦灯”女，“治酒肴”女，“佐庖”小姑，当为实写，并非虚笔。

　　据《渭南文集》卷十三《上虞丞相书》：“某行年四十有八，家世山阴，以贫悴逐禄于夔。其行也，故时交友醵缗钱以遣之。峡中俸薄，某食指以百数，距受代不数月，行李萧然，固不能归。归又无所得食，一日禄不继，则无策矣。儿年三十，女二十，婚嫁尚未敢言也。”此书作于乾道八年，陆游48岁，长子子虡25岁。书言“儿年三十，女二十”乃为约数，然据此可知陆游长女较长子约小十岁左右，当生于绍兴二十七年前后，其生平不详。

　　此外可考，陆游尝有一幼女早夭。《渭南文集》卷三十三《山阴陆氏女女墓铭》，乃陆游为幼女所作墓铭。此女初名闰娘，又更名定娘，“以其在诸儿中最稚，爱怜之，谓之女女而不名。”此女生于淳熙十三年（1186）八月，卒于淳熙十四年（1187）八月。其生年较幼子子遹，尚晚生八岁，时陆游62岁在严州任上。

　　陆游以“示儿”为题诗作及同类相近作品计量分析

　　陆游《示儿》（死去元知万事空）最为世人熟悉，其实陆游诗集中共有《示儿》同题诗6首，另5首为：《示儿》（舍东已种百本桑）、《示儿》（斥逐襆被归）、《示儿》（文能换骨余无法）、《示儿》（得道如良贾）、《示儿》（闻义贵能徙）。除此之外，陆游集中诗题标示出“示儿”的诗作及同类相近作品，俯拾即是，让人印象深刻。

　　今初步统计，《剑南诗稿》中有以“示儿子”“××××示儿子”“××××示子”为题者11首：《示儿子》（父子扶携返故乡）、《示儿子》（禄食无功我自知）、《秋晴每至园中辄抵暮戏示儿子》《复窃祠禄示儿子》《秋夜读书示儿子》《六经示儿子》《雨闷示儿子》《读经示儿子》《园中晚饭示儿子》《甲寅元日予七十矣酒间作短歌示子》《五更读书示子》；以“示儿辈”“××××示儿辈”为题者8首：《示儿辈》《病稍平示儿辈》《秋夜示儿辈》《北斋书志示儿辈》《思归示儿辈》《啜茶示儿辈》《即事示儿辈》《病中示儿辈》；以“示子孙”“示儿孙辈”“示诸孙”“××××示儿孙”“××××示子孙”为题者8首：《示子孙》（累叶为儒业不隳）、《示子孙二首》《示儿孙辈》《示诸孙》《感事示儿孙》《书意示子孙》；以“与儿子”“与儿辈”“小儿辈”“与儿孙”等为题者9首：《夜与儿子出门闲步》《南堂与儿辈夜坐》《与儿子至东村遇父老共语因作小诗》《与儿辈泛舟游西湖一日间晴阴屡易》《与儿辈小集》《喜小儿辈到行在》《睡觉闻儿子读书》《与儿孙小饮》《与儿孙同舟泛湖至西山旁憩酒家遂游任氏茅庵而归》。上述诗题皆泛言示儿孙，具体儿孙对象未明言，共41首。

　　其分别与诸子的诗作甚多，大略情况如下：与长子子虡者24题25首，与次子子龙者3题4首，与三子子修者1首，与四子子坦者9首，与五子子约者未见，与六子子布者5题7首，与七子（幼子）子遹（子聿）者57题66首。分别与诸孙的诗作：与元礼1首，与元用1首，与元敏3首。（按：为免复计，凡诗题与多人相关者，仅计题中第一人。如《寄子虡兼示子遹》，仅计为与子虡者。）上述与七子三孙的诗作共117首。

　　据上统计，仅以诗题而言，陆游“示儿”类诗作共158首。除此之外，虽诗题未标明“示儿”，而诗中咏及儿女子孙者亦颇多，据本人粗略统计尚有140首以上。故总体而言陆游以“示儿”为题的诗作及同类相近作品总数在300首以上。为论述方便，本文将其统称为“示儿”诗。

　　陆游“示儿”诗竟多至300首以上，如果放在《剑南诗稿》中来看，今传85卷本共收诗9144首，“示儿”诗约占3.2％，似乎相对数量并不算很高，但从绝对数量来说，在古今诗人同类作品中，实罕见其匹。

　　陆游“示儿”诗创作、选编及得失略论

　　钱锺书《谈艺录》三七“放翁二痴事二官腔”有云：“放翁诗余所喜诵，而有二痴事：好誉儿，好说梦。儿实庸才，梦太得意，已令人生倦矣。”钱锺书此言似颇尖刻犀利，可能会引起部分崇拜陆游的读者反感，同时也可能会引发披览陆诗全集的读者会心一笑。不管是全部泛读或部分细读这300首以上的“示儿”诗，读者肯定都会产生如钱锺书所说的审美疲劳，也可能会产生这样的疑问：陆游为何写作如此多的同类诗作？又为何全都保留于诗集而不作洗伐删削？

　　我们首先从《剑南诗稿》的版本问题入手考察，尝试回答这些疑问，并对陆游“示儿”诗创作分期略作分析。

　　《剑南诗稿》的版本主要有85卷本与87卷本两种系统：

　　85卷本最早由陆游长子子虡于嘉定十三年（1220）（陆游卒后十三年）编刻于江州。据子虡序跋所言，该集前20卷所收作品起绍兴十二年（1142）至淳熙十四年（1187），即陆游18岁至63岁间作品，乃陆游知严州时经门人郑师尹收集、陆游手定所刊《剑南诗稿》；该集21卷至60卷，所收为淳熙十五年（1188）至嘉泰三年（1203），即陆游64岁至79岁间诗作，乃陆游当时命子虡所编《剑南诗续稿》40卷，亦曾亲加校定；该集61卷至85卷，所收为嘉泰四年（1204）至嘉定二年（1209），即陆游80岁至85岁去世前的诗作。另有陆游严州编集时所删遗诗7卷，子虡别名为《遗稿》，今已散佚不存。

　　87卷本相传为陆游幼子子遹知严州时（宝庆二年至绍定二年，1226~1229）所编刻，前20卷所收与85卷本同，后67卷乃子遹所编。子遹所编序跋不传。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二十载“《剑南诗稿》二十卷、《续稿》六十七卷”，即此本。由于该本早不见传本，其与85卷本之异同已难辨明。亦有学者怀疑现传85卷本，或为子虡本与子遹本的综合本。

　　不论情况如何，子虡、子遹都对陆游淳熙十五年以后诗集的编纂产生了影响。我们从上文对陆游“示儿”诗的统计可以看到，其中与子虡、子遹诗尤多，似亦与他们曾先后编刻乃父诗集有一定的关联。陆游以“示儿”为题的诗作共157首，与子虡者25首，占比为16％，与子遹者66首，占比为42％，二者几占总数的六成。与中间五子者总共20首，占比仅12.7％：与次子子龙者3题4首，占比为2.5％；与三子子修者1首；与四子子坦者9首，占比为5.7％；与五子子约者未见；与六子子布者4题6首，占比为3.8％。而且陆游集中未见单独写给女儿的诗作。这种作品多寡不均的现象，颇不正常，故有学者认为陆游集中未见与五子子约之诗，乃因去世较早的缘故。其实，三子子修卒于绍定元年（1228）六月，乃在陆游去世后近二十年，而陆游集中所存与子修诗仅1首，可谓聊胜于无；五子子约卒于绍熙元年（1190），享年25岁，时陆游66岁奉祠居山阴，若说因子约早逝，陆游来不及为其作诗，这样解释感觉牵强，难以服人。只能说在陆游集编纂过程中，尽量多地保留了写给子虡、子遹的诗作，而对写给其他五子及女儿的诗作有不少删削或漏收。形成这样的结果，当与子虡、子遹曾先后编刻乃父诗集不无关系。

　　同时，也可能由于陆游对长子与幼子的偏爱，当年写给长子、幼子的诗本多于其他子女，造成了诗集所收或多或少、或有或无的差异。以人之常情而言，传统“父亲”往往重视严教长子而亲昵娇宠幼子。陆游或亦不能免俗，故于长子尤寄厚望，以诗为教，谆谆教诲；而幼子于膝前承欢最久，聪明伶俐，得以排解老年寂寞，又或因其母故，怜爱尤胜诸子。

　　其《示子虡》诗云：“好学承家夙所奇，蠹编残简共娱嬉。一婚倘毕吾无累，三釜虽微汝有期。聿弟元知是难弟，德儿稍长岂常儿。要令舟过三山者，弦诵常闻夜艾时。”（《剑南诗稿》卷四十八）此诗作于嘉泰元年（1201）秋，是年陆游77岁致仕居山阴。子虡54岁，“三釜”句，陆游自注云：“子虡明秋当赴句金。”指子虡次年将赴任金坛丞。六子子布28岁，“一婚”句，陆游自注云：“吾今年为一子自蜀归者聘妇，无复婚嫁之责。”此子即子布，在蜀中长大成人，是年春始从蜀地归山阴。聿弟，即子遹（子聿），24岁；德儿，即子虡之子元用，年方18岁。陆游七子，仕宦均由门荫恩典，而非由科举出身，且出仕亦晚，所任多为州县下僚，学问与诗文皆不甚显于时。对于陆游这样一个书香仕宦之家，祖、父及其本人皆以经学、文学享有盛名，而子弟出息不过如此，难怪被讥“儿实庸才”了。但陆游似乎完全不认为儿孙辈平庸，正如此诗所称誉“好学承家夙所奇”“聿弟元知是难弟，德儿稍长岂常儿”，都夸为奇才，对他们充满了希望，即使出仕做点小官，也为他们高兴，还特别叮嘱54岁的长子继续带领兄弟子侄挑灯夜读，不坠家风。从当代教育理念来看，陆游的家教是具有现代性的，大体是以表扬、鼓励为主。

　　陆游的军旅诗颇有英雄之气，但其“示儿”诗多表现出慈父慈母情怀。其《统分稻晚归二首》（《剑南诗稿》卷一），乃乾道三年（1167）作于山阴。陆游因“交结台谏，鼓唱是非，力说张浚用兵”的罪名，由隆兴府通判罢归。诗题所称统，即子虡，时年20岁。诗云：“勤劳解堪忍，馀暇更吟哦。岁恶增吾困，家贫赖汝多。”“薄酒不自酌，夕阳须汝归。橘包霜后美，豆荚雨中肥。路远应加饭，天寒莫减衣。”怜子农事劳作艰辛，夸奖之，犒劳之，嘘寒问暖，怜爱之情溢于言表，一片慈母心肠，全无严父威风。

　　再看陆游写给幼子子遹（子聿）的诗。其《十一月二十二日夜待子聿未归》：“寒炉火半销，坏壁灯欲死。人行篱犬吠，月出林鹊起。吾儿信偶非长路，老子可怜煎百虑。人人父子与我同，立朝勿遣交河戍。”（《剑南诗稿》卷三十六）此诗庆元三年（1197）冬作于山阴，疑似同题二首。陆游时年73岁，子遹（子聿）20岁。前半首书写子遹偶因事入城，夜深未归，诗人灯下枯坐，倚门盼归；后半首书写诗人推己及人的情怀，由子遹偶然逾时未归，老父即心中悬悬，坐卧不宁，联想到如果是儿子们奔赴边塞作战，那天下的父亲又将经受什么样的煎熬，这样诗人一改往日主战的口吻，反而忠告在朝当政者勿轻易发动战争。看来对幼子的怜爱，成了陆游情感世界中最柔软的部分。

　　其《送十五郎适临安》诗云：“求禄亦常事，出门宁自由。苦留虽惜别，细话却生愁。雨急投村市，钟残过寺楼。只应今夕梦，先汝到江头。”（《剑南诗稿》卷六十二）此诗开禧元年（1205）夏作于山阴。十五郎，即子遹。陆游82岁，子遹28岁。是年秋子遹以父致仕恩荫补官，将往临安赴铨试，陆游作此为小儿送行。首联作家常语，安慰儿子亦是安慰自己，表现出亦喜亦悲、进退两难的矛盾心态。颔联，“苦留”终一别，“细话”难解愁，“苦留”“细话”更生出许多不忍离别的痛苦。颈联，画出行旅景况，或兼设想别后景况。尾联，发愿与儿梦魂相随，似欲效倩女离魂，颇堪发噱；但若能体谅老父风烛之年舐犊之爱，为人子者亦当复泪下。

　　元刘埙《隐居通议》卷二十一谓陆游：“晚年高卧笠泽，学士大夫争慕之。会韩侂胄颛政，方修南园，欲得务观为之记，峻擢史职，趣召赴阙。务观耻于附韩，初不欲出，一日有妾抱其子来前曰：‘独不为此小官人地耶？’务观为之动，竟为侂胄作记，由是失节，清议非之。”所载陆游因幼子而失节事，或取自传闻而局部夸张失实。陆游因权臣韩侂胄推重，于嘉泰二年（1202），为朝廷破例起用任史官，次年史成，即以太中大夫充宝谟阁待制致仕。此间与权臣韩侂胄有所交往，常为人诟病。其实，嘉泰元年，幼子子遹已24岁，并非能为妾所抱来的“小官人”。除子遹之外，陆游并没有其他尚在怀抱的“幼子”。子遹生于淳熙五年（1178），是年陆游54岁，春奉召离蜀。其生母或为陆游在蜀所娶妾杨氏，即为传闻中抱子前来求情之妾的原型。

　　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十八有云：“及韩氏用事，游既挂冠久矣，有幼子泽不逮，为侂胄作《南园记》，起为大蓬。”此当为言陆游因幼子而失节的较原始的版本。所谓“幼子泽不逮”，即谓幼子子遹虽已成年，但无恩荫获得一官半职。而上引《送十五郎适临安》诗，似乎正说明后来子遹享受到了以父致仕恩荫补官的恩泽。不过，若将陆游晚年破例重出担任史官，解读为陆游因幼子仕途而不惜牺牲一世清名，不是出于对陆游的误解、猜疑，就是有意对陆游进行的诬蔑、羞辱。陆游晚年重出，与辛弃疾颇为相似，皆因受了韩侂胄北伐的蛊惑，并非为了幼子的一官半职而自毁名节。

　　关于陆游“示儿”诗创作分期，我们可以淳熙十四年（1187）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以今本《剑南诗稿》前20卷考之，自19卷《戊申元日》以后即为淳熙十五年（1188）之作，20卷则收淳熙十五、十六两年的部分作品，实与子虡原序跋所称淳熙十四年（1187）以前之作编为20卷有异，可证今所传85卷本已非子虡原本。而以19卷《戊申元日》以前考之，共收与子虡诗3首，与子遹诗5首。当时诸子皆未出仕，五子子约亦健在，但未见收录单独与他们的诗作。而子遹不过10岁，对其偏爱较为明显。不过，在淳熙十四年前的2535首诗作中，陆游的爱子之情尚未泛滥，即便作较宽泛的统计，其中的“示儿”诗大约有35首左右，数量并不算多，而精彩之作不少。

　　从绍熙二年以后陆游每年的诗作多在200首以上，尤其是最后的十年每年的创作数量多在400首以上，尤其是嘉定元年达到599首。陆游大量的“示儿”诗正是创作于这一时期，数量丰富，精粗并存。出现这种情况，可能有多方面的原因：其一，与陆游晚年诗学思想变化有关。他晚年主张“诗到无人爱处工”“并从前求工见好之意亦尽消除”，部分作品“明白如话，然浅中有深，平中有奇，故足令人咀味”，但亦有部分作品乃率尔而作，诗意淡薄。其二，陆游越到晚年愈感精神孤独，其舐犊之情随年寿愈高而愈强烈，故多数“示儿”诗情感真挚，表现的父爱极为浓烈，但又因子孙众多，生活圈子又较狭小、固定，诗题既严重重复，诗意亦因年高而才情减退，容易自我重复，难以自我超越。其三，其晚年创作作品太多，而子虡、子遹编集时，或不忍大加删削，故与子虡、子遹有关作品，保留尤多。

　　陆游《跋詹仲信所藏诗稿》尝云：“予平生作诗至多，有初自以为可，他日取视，义味殊短，亦有初不满意，熟观乃稍有可喜处，要是去古人远尔。”（《渭南文集》卷三十一）可知诗作之得失品鉴之不易，作者自评其作，亦前后颇有变化出入，何况其后人学养、识见、才情远不及乃父，岂敢恣意取裁，能深获作者之心。总体而言，陆游“示儿”诗数量丰富，富有情味，不乏名篇佳句，其艺术表现特色正如钱基博所称：“因事见道，称心而出，振笔以书；而不以饾饤成语，融裁古人为功。”我们不必因其部分作品粗率或存诗句、诗意重复现象，而否定其艺术总体成就。其中蕴涵丰富的“诗教”资源，对当代传承古典诗教，亦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光明日报》（ 2022年11月28日 13版）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